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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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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内容摘要:一百年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成千上万件文献,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一起,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吐鲁番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

百年来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

内容摘要:一百年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成千上万件文献,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一起,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吐鲁番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 关键词:吐鲁番文献;文献整理;校勘断句作者简介:  一百年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成千上万件文献,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一起,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吐鲁番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

  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  学术界所言“吐鲁番文献”,不只是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文献,还可以指整个西域出土的文献。

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献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

  一是吐鲁番文献发掘更早。 早在1890年,英国的鲍威尔就在新疆库车获得了一件写于6世纪早期的梵文医方写本。 从1893年起,俄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和汉学家来到西域考察。 可见,吐鲁番文献很早就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这一领域拥有非常深厚的学术人脉和研究基础。   二是吐鲁番文献所记载的时代更早,绵延的时段更长。 吐鲁番出土了写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写已”题记的《诸佛要集经》,吐鲁番盆地所出文献以十六国至唐前期为大宗,而敦煌文献以唐五代居多,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恰好在时代上形成互补。

  三是文献种类更多。 吐鲁番文献从出土地看,有佛教洞窟遗址、故城遗址、墓葬遗址,出土地域广袤,且有各种类型的出土文物与文献相映证;从文献载体看,有纸质、砖质、石质、木质、帛质、麻质;从文献色彩看,有墨色、蓝色、朱色;从文献内容看,与当时的现实生活结合更加紧密,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四是吐鲁番文献的精华有不少保存在国内。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队对吐鲁番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直到今天,吐鲁番文献还在不断出土,并保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   五是吐鲁番文献还会不断出土,在广袤的西域地区,不知还有多少考古发现值得我们期待,不知还有多少出土文献等待大家整理。

  摸清吐鲁番文献家底  百年来,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呢?今后的吐鲁番学之路应该怎么走呢?我们可以从普查、识读、缀合谈起。   首先是普查。 要从事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必须将所有吐鲁番文献进行逐一阅读和比较,将不同体裁的文献进行全面观照和打通。 因此,摸清吐鲁番文献的家底非常重要。

目前,学者们对国外所藏吐鲁番文献的普查做得较好,有关《总目》已问世,特别是《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依据二书,再借助国际敦煌网站,可以基本了解国外吐鲁番文献的收藏情况。

但是,对国内所藏的吐鲁番文献,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总目》出版,我们主要依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这样的著作进行了解。

对吐鲁番文献进行普查之后,还需要进行统计,我们在撰写《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时,统计目前收藏于海内外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共7部113件,它们是:《尚书》7件、《诗经》24件、《礼记》4件、《春秋左氏传》14件、《论语》31件、《孝经》9件、《尔雅》24件。   其次是识读。 吐鲁番文献的识读,特别是汉文献的识读,国内学者比国外学者做得好。 比如,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就比《大谷文书集成》(法藏馆1984—2010年)识读更为精审。

长期以来,由于语言文字学家的缺位,或者由于整理者忽略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以及近代汉字、写本标识符号以及特殊格式对吐鲁番文献识读的重要性,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不免在识读方面出现失误,导致郢书燕说。 比如,大谷1036《唐刘□达于某人边举麦契》误将“杂物”录为“难勿”,大谷8056《唐大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举钱契》误将“代纳”录为“钱纳”,大谷1505《残契》误将“史娘”录为“史屯娘”(“”其实是“三”的俗写)。

如果我们再去翻翻日本老一辈学者仁井田陞的著作,比如《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就会发现在识读吐鲁番出土契约时出现的失误更多,又比如,/《唐遊(?)素岩辩辞》之“仰答”,《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误录为“仰鉴”,由于该著将此字识读错误,从而导致将文书定名为《唐遊素岩残文书》,文书的真实性质被掩盖。

因此,我们整理吐鲁番文献,一定要把俗语言和俗文字的基本功打牢实。   再次是缀合。 吐鲁番出土文献大多来自墓葬,不少文书已经高度碎片化。

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下葬时文书二次剪裁所致。 由于埋葬时将文书剪成各种形状,如纸靴、纸帽,致使完整文书变得支离破碎。

二是受墓葬内遗体和随葬品的腐蚀所致。 三是出土后搬迁等人为损坏。

如果散落的碎片出于同一墓葬,内容又相关,纸张、书法、字型规格、行距又一致,文书断裂的茬口也相吻合,我们就可以将其缀合。 我们曾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将大谷3101、3103、3104残片进行缀合,再现《唐张某租陶契》之风采,又将69TAM140∶17/3与69TAM140∶17/5-1缀合,从而让《唐张信受雇上烽契》破镜重圆。   最后是断代。

文献作为史料,如果年代不明,此件文书几乎无法使用。

吐鲁番文献中,像券契、砖志、官文书这样的体裁,往往标明年代、月份、日期,史料价值极强,但由于不少文献高度碎片化,从而失去年代方面的确切信息,这就需要从语言文字学、史学、考古学角度以及文献的载体、书法等角度,对之进行断代,比如69TAM117∶57/2文书,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定名为《某人买葡萄园契》,没有标明具体时代。

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高昌契券,而且极有可能是高昌延寿时期的,因为文书中“何(河、诃)盗(道)”“依旧通”一类词只出现在这一时期,只要将其与69TAM135∶2《高昌延寿五年(628)赵善众买舍地券》相比较便可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