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 > 当代文学

布伯对“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观念的批判 感受大海的时刻预告片

本站2019-06-2181人围观
简介 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 根据《圣经》“创世纪”第22章记载,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信仰,命令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祭自己的独生子以撒。 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吩咐,带着以撒来到山上,

布伯对“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观念的批判 感受大海的时刻预告片

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  根据《圣经》“创世纪”第22章记载,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信仰,命令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祭自己的独生子以撒。 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吩咐,带着以撒来到山上,他筑好祭坛、摆好柴、捆绑了以撒,并把以撒放在祭坛的柴上。 当亚伯拉罕举起刀子要杀死以撒时,却被上帝的使者制止了,于是他改杀一头公羊来代替儿子献祭。

克尔凯戈尔在《恐惧与战栗》(FearandTrembling)中对这一圣经故事作了详细解读。

他认为,在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行为的伦理意义是亚伯拉罕试图谋杀以撒,宗教意义则是亚伯拉罕试图献祭以撒;前者使得亚伯拉罕因违反伦理——父亲爱儿子应该胜过对他自身的爱——而成为内疚、痛苦的谋杀者,后者使得亚伯拉罕因对上帝的忠诚信仰而成为“信仰的骑士”(knightoffaith)。

这里存在着伦理和宗教之间的冲突。

克尔凯戈尔指出,亚伯拉罕的行为之所以被后人视为神圣的而非谋杀行为,就在于这则故事包含着“伦理的目的论悬置”(teleologicalsuspensionoftheethical):当对他人的伦理责任和对上帝的宗教责任发生冲突时,人们应该为了更高的信仰而悬置伦理。 正是由于人们潜在地拥有这一信念,才不会将亚伯拉罕视为谋杀犯,而是将其视为信仰的楷模加以称赞。   克尔凯戈尔提出的“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观念,体现了他对宗教和伦理关系的独到见解。 对于克尔凯戈尔而言,宗教和伦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 相较于伦理,宗教属于更高的领域,因此,当伦理责任和宗教责任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应该悬置伦理遵从信仰。

在这里,克尔凯戈尔所说的伦理,类似于黑格尔和康德意义上的普遍伦理,它处理的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性特征;克尔凯戈尔所说的宗教,类似于新教意义上的个体信仰,它处理的是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私人关系,具有个体性特征。

克尔凯戈尔用悲剧英雄阿伽门农献祭女儿和“信仰的骑士”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两个例子来说明伦理人和宗教人的不同行为方式。

阿伽门农出于拯救民族和国家这样更高的伦理要求而舍弃父亲对女儿的爱,其行为的目的符合普遍的伦理要求,因此,阿伽门农处于伦理领域之内,他因自身的道德行为而伟大,是伦理人的典型代表。

与之不同的是,亚伯拉罕为了证明他对上帝的信仰而舍弃父亲对儿子的爱(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父亲应该爱儿子是最高的伦理要求),其行为的目的与普遍伦理完全无关,纯粹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因此,亚伯拉罕超出普遍伦理进入了更高的信仰领域,他因信仰而伟大,是宗教人的典型代表。 通过对亚伯拉罕的故事的分析,克尔凯戈尔总结到,信仰存在这样的悖论:个体性比普遍性更高。 也就是说,在信仰的领域,个体依靠他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来决定他与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个体对上帝的绝对责任高于个体对他人的伦理责任。 当对上帝的绝对责任与对他人的伦理责任发生冲突时,伦理责任的有效性就应该被悬置。

  在“论伦理的悬置”(OntheSuspensionoftheEthical)一文中,现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克尔凯戈尔的“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观念进行了批判。

  首先,“伦理的目的论悬置”的适用对象要受到限制,不可盲目地扩展到所有人身上。 布伯指出,克尔凯戈尔提出了“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观念,宣称有时为了更高的目的,伦理责任的有效性应该被悬置,这一观念能够激发人们去反思宗教和伦理之间的关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行“伦理的悬置”,“伦理的悬置”只能发生在少数被上帝拣选之人的身上。 通过对克尔凯戈尔著作的分析,布伯强调,克尔凯戈尔在其著作中曾多次声明,他本人也不在被上帝拣选之列,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进行信仰的无限运动——悬置伦理、投身荒谬。

虽然克尔凯戈尔在其著作中将他与未婚妻解除婚约和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类比,认为就像亚伯拉罕重新获得以撒一样,他并没有失去未婚妻,而是在另一种更高的意义上维持了与未婚妻的关系。 但是,克尔凯戈尔又说,“如果我有信仰,我就和她在一起了”。 因此,布伯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克尔凯戈尔并不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拣选之人,因而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悬置伦理,“伦理的悬置”只能适用于少数被上帝拣选之人,不可盲目地扩展到所有人身上。   其次,克尔凯戈尔忽视了伦理悬置之前的聆听问题,因而没有进一步追问要求悬置伦理的究竟是不是上帝。

布伯指出,克尔凯戈尔在提出“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观念时,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信仰决断之前伴随着聆听这个问题,被听到的声音出自于谁?”“你真的被绝对者召唤了还是被他的一个模仿者召唤了?”换言之,在实施伦理悬置之前,人们必须确保其所聆听到的声音确实出自上帝。

布伯认为,克尔凯戈尔由于身处基督教传统,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求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是上帝。

然而,对于《旧约》而言,这一点并不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在《旧约》中,要求人们去做被禁止的事,有一处是上帝所为(撒母耳记下24:1),另一处是撒旦所为(历代志上21:1)。 布伯并没有质疑亚伯拉罕曾被呼召去献祭以撒,他认为,作为被上帝拣选之人,亚伯拉罕不可能将上帝的声音与其他声音混淆。

但是,作为一般的普通人,我们很难将上帝与其他相对者的声音区分开来。 因为,摩洛(Moloch)(上古近东神明,与火祭儿童有关)或撒旦会模仿上帝的声音,并且,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对信仰之人所说的话往往是“微弱之声”,相较而言,摩洛的声音则通常是“巨大的咆哮”。 因此,当我们遭遇悬置伦理的外在要求时,我们一定要警惕,不可轻易去做越出伦理要求之外的事。   最后,克尔凯戈尔没有考虑到伦理悬置的灾难性后果。 对于克尔凯戈尔而言,为了信仰而悬置伦理,是亚伯拉罕这样的“信仰的骑士”证明其信仰的忠诚性的重要方式。

然而,身处现代社会的布伯清楚地看到,伴随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现代人不仅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而且已经丧失了辨别上帝和上帝的模仿者的能力,因而,虚假的绝对者控制着现代人的灵魂。

这使得“伦理的悬置”以一种讽刺的形式存在于人间:虚假的绝对者总是要求人们献祭他们的以撒。

于是,现代人突破伦理的底线,认为欺骗他人和兄弟相残会换来手足之情。 在现代人看来,对伦理的僭越是获得最终的自由、平等的必要代价。 布伯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犹太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因而具有更加清明的现实意识,他认识到“伦理的目的论悬置”易于被人们滥用,以至于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因此,布伯极为警惕“伦理的悬置”在现实中的应用。

他倡导现代人,一方面要从精神上提升辨别真假绝对者的能力,不要被虚假的绝对者所蒙蔽;另一方面也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伦理,不要去做逾越伦理之事。   克尔凯戈尔和布伯对“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观念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两位哲学家对宗教和伦理关系的不同理解。

对于克尔凯戈尔,宗教和伦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宗教高于伦理,当宗教责任和伦理责任发生冲突时,伦理应当让位于宗教。 而对于布伯,宗教和伦理紧密关联,宗教责任和伦理责任基本上是一致的,几乎没有高出伦理之上的宗教责任。 因此,布伯更为强调宗教和伦理之间的统一性,而非像克尔凯戈尔那样强调宗教和伦理之间的差异性。 两位哲学家对宗教和伦理关系的不同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督教传统“因信称义”与犹太教传统“因律法称义”两种核心教义之间的差异。   (作者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